内容提要：“自然”与“社会”有实质性差异，社会科学成果的衡量标准应是深刻性与通透性。社会科学研究要达此境界标准，研究问题的构建具有决定性作用。“问题空间”概念，即研究者在学术意图推动下形成的关于研究任务、研究内容及其变量关系、研究方法等等的心理集合状态，具有社会与人文、现实问题与学科解释、“客观”与“主观”等交叉性。“问题空间”构建是围绕研究任务、问题的功能—因素—结构互动、往复的过程，其构建应遵循问题中心、学科思维，“时地人”通情，理论和学科反思，研究者首先应被研究等原则。
关键词：社会科学/ 问题空间/ 研究方法/ 华莱士科学环/
作者简介：景怀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社会科学研究者承担着两种学术责任——不仅应对其所从事的学术领域有原创性知识贡献，还应从研究实践中提炼更合适的研究方法。这两个责任是由“科学”的属性决定的，因为科学不仅在于发现事物背后的“真”，也在于通过“科学”方法的创新而推进“科学”的发展。当今学术研究无不以“科学”为标榜，然而，“科学”却是时代的产物。西方的“科学”一词产生于大约150年之前，此前更多使用“学术”(academy)一词。“科学”最初的动力来自宗教，是为证明“上帝”的伟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经验知识路径。随着西方文艺复兴、经验主义哲学思潮的推动，科学自身不断积累并系统化，从而逐步脱离宗教，构建起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①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的概念，但有“学问”一词。中文“科学”一词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才从西方引进。②今天，“科学”一般指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以理性为特征的解释世界的知识系统。科学的目标是描述、解释事物因果关系，从而理解事物，运用所得的知识预测、控制事物，为人类社会服务。目前，科学已取得巨大成功，把人类社会推向前所未有的知识文明高度。“科学”作为知识系统，也生产知识，即“科学”可以通过“科学”的哲学基础、方法和技术而产生新的知识。故而，研究方法构成“科学”的重要方面。
由此也可以看出——把“科学”看作绝对真理并不符合其历史特性。关于“科学”的标准，哲学家，尤其是科学哲学家有诸多讨论。目前总体倾向于接受以经验实证主义为核心范式的范式(paradigm)说。“范式”指科学家集团共同接受的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总和，是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学术思维方式、概念体系和评价标准。其基本特征为：(1)公认性；(2)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及相关仪器设备等构成的整体，给科学家提供研究纲领；(3)提供可模仿的成功先例。对于科学家共同体来说，它决定着：什么样的现象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探索是有意义的，问题应当如何被构建，实验应当如何进行，研究结果如何被解释。③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某些根本性差异。现代社会科学是比照现代自然科学的方式、方法或范式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运行机制的知识系统，其任务是研究、阐释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成了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门类，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作用。因为这个历史渊源，不少人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同质的，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某些实质性差异。其一，本体论差别。柏拉图把世界分成两类——“永恒世界”和“变化世界”。他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对“永恒世界”的本质认识。自然科学以发掘“永恒世界”的真理为最终目的；社会科学则是以了解“变化世界”为最终目标。其二，认识论差异。自然科学的关注点可以称为“典型现象”，是完整独立的事物；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所有个案组成的状况，是小个体拼凑而成的大整体。其三，方法论差异。自然科学通过实验隔离外来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科学只能运用一定环境下的观察数据，必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换言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复杂性在于不可排除的外来因素干扰。④
在作者看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体现在知识理论上可以用“准”与“透”来表征。“自然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稳定性、单元性，可能存在绝对真理，故而自然科学的知识发现评价标准更适宜准确性；社会科学因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变化性，研究的知识或发现不存在绝对唯一性。因此，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论之间不应视为替代关系，而应是互补关系——视角和层次的差异，理论解释的适切性和透彻性。故而，社会科学的评价应采用“透彻”性和互补性标准。爱因斯坦曾说，科学告诉你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它不告诉你什么是对的，或公平的，或美的。后者正是社会科学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构成了互补，共同构成人类知识和文明系统，各有其独特价值。
本文围绕如何实现或提高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透彻性”(洞察性、深刻性)展开讨论，焦点为如何形成深刻的研究框架，即“问题空间”，拟讨论三方面问题：首先，提出并分析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空间”含义及其性质；其次，思考“问题空间”构建的策略；最后，讨论“问题空间”构建的原则。这是作者对近二十年相关问题思考的系统化和方法论化。⑤
一、“问题空间”及其特性
“问题空间”(problem space)是信息加工心理学创始人A.纽厄尔和H.A.西蒙在研究人类问题解决时使用的概念。他们认为，研究人类解决问题现象，不仅要考察被试实际的、外显的行为，也要考察其头脑中内隐的行为，这种内部行为即“问题空间”。他们指出，“问题空间”包括呈现给人的问题的起始状态，要求达到的目标状态，解决问题中各种可能的中间状态(想象的或经验的)，可以使用的算子(操作)，也包括与问题情境有关的“约束”。简言之，问题空间是由被试对所要解决问题的一切可能的认识状态构成的。⑥
如果说把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理解为问题解决过程，学者们也是通过类似的“问题空间”而展开其研究的。为使讨论有更为明确的概念基础，这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空间”界定为：在研究者的研究意图(目标)推动下形成的清晰或不清晰的研究任务及其相关问题，包括研究内容、变量关系、实现途径、研究方法等等方面的心理集合状态。
社会科学的“问题空间”表现出三重交叉性。
第一，社会特性与人文属性交织。社会科学是研究、阐释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人类社会的运行，不是主体间“力”的抽象、单纯关系，而是由人的价值观、态度等心理意义参与或决定的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一点，符号互动理论已有清晰阐明。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的活动是有意义前提的：人们根据事物对于他们的意义而展开活动；事物的意义是从一个人与其同伴进行的社会互动中衍生或产生出来的；个人在与其所遭遇的事物打交道过程中，通过对事物的解释、驾驭并修正事物的意义。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事物的意义是最重要的，无视人们活动的事物所具有的意义，是对正在被研究的行为的歪曲。⑦在作者看来，“意义”不仅是外在、互动性产生的，更是内在主体性的——人本质上且无时无刻表现出意义化生存的特征。这是由人的心理与自然现象的实质性差异所致——自然符合理性一元逻辑，人类则呈现二元的心理系统。人的物质生命存在有限，但精神希冀无限，加之人有高级自我意识和能够使用符号语言，人的意义化生存表现为理性工具和情感精神二元心理内容系统，后者的心理功能更为强大，起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价值功能。人的社会和心理活动具有自然所没有的精神特性和终极追求。正是这些，才带来人的世界的社会性、文明性。⑧可见，社会科学的“问题空间”不是“物”现象，而是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意义生存精神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空间”天然地表现为社会关系与人文精神的复合性。
第二，“客观”与“主观”的交汇。社会现象的事实空间由人、社会结构、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综合组成。这决定了社会科学中的“问题”是解释性的，是研究者“主观”(心理意义)与“客观”(社会存在)互动后人为的“界定”。如“智力”就是心理学家根据心理学理论操作认定的，智力高低标准是“人”的评定。故而，社会科学的数据不是事物本身的“数据”，而是人的“数据”。另外，作为社会科学普遍的结论，个体化数据和形式化的统计是不同的。个体数据是个体生命意义的展现，每一问卷项目的背后，都是生命的体验，“同意”或“不同意”的背后，都是被试生命酸甜苦辣的体验后果。而学术形式化“数据”则是离开活生生人的存在的抽象说明，是总体的、平均的、冰冷的，但恰恰又是理论需要的，因为只有形式化，才有普适性。可见，客观性与主观性兼具，是社会科学的特性之一。
第三，现实问题与学科解释交互。社会现象具有独立性或客观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是社会现象的现实性。但由于现代学术研究是分学科训练的，学者的分析往往是“学科”性的。“学科”先在的状态(先验价值观、学科理论框架、学科思维方式等等)，决定了学者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决定了学科视野，学科视野带来了问题的具体界定。“问题空间”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学科思维与研究问题的互动而逐步形成的“心理空间”，即研究的任务、内容、变量和相关关系的心理集合。简言之，现代社会科学的“问题空间”是学科性和现实问题交互的结果。
“问题空间”与哲学，特别是现象学所说的“视域”有交叉，也有不同。生活中，“视域”通常指一个人的视力范围。哲学，尤其是现象学意义的“视域”被胡塞尔、海德格尔、狄尔泰赋予了特殊意义，指个人进行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尤其指个人作为历史的存在处于传统和文化中而居某个视域之中。“每一个现时的我思都具有其视域。”⑨由此可以看出，“问题空间”是在研究者的“视域”下构建的。但是，“问题空间”不等同于“视域”。按照西蒙的本意，“问题空间”是研究者解决其问题的具体任务、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心理构造，是问题解决性的“算法”或智力过程，而不仅仅是解释的视野。本文的“研究空间”也是在研究问题构建解决的意义上使用的。
总之，“问题空间”是研究者在研究意图推动下形成的研究任务、内容、方式的心理集合。问题空间不是现实存在本身，而是研究者的心理构造，是研究的基本结构或框架。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是围绕“问题空间”而发展或推进的。
二、“问题空间”的构建策略
构建高质量的“问题空间”决定着研究层次、质量和深刻程度。如何构建恰当的“问题空间”就是研究的核心实操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功能—因素—结构”互动的构建策略。
“问题空间”构建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环节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方法论总结，“华莱士科学环”有代表性。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认为，科学是理论与研究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者有两个基本的研究展开路径：首先，从观察事实、记录事实入手，描述和解释观察到的事实，将经验概括上升为理论，然后在理论基础上做出预测和解释，形成对未知事物的假设，再通过观察新的事实以检验这种预测和解释。其次，从已有理论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形成假设，再由假设引导观察，由观察形成经验概括，并用这种概括支持、反对或建议修改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反映这一逻辑过程的模型图被人们称作“科学环”。科学环左边从观察和对观察的理解中进行归纳和理论构建，右边意味着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将理论应用于观察中，进行理论检验。科学环上边代表着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的理论化过程；下边则代表着运用研究方法所从事的经验研究过程。“华莱士科学环”涉及理论、假设、经验观察、经验概括、被检验过的假设五个知识部分，也涉及逻辑演绎方法、操作化方法、度量测定与分析方法、假设经验方法、逻辑推论方法、建立概念命题和理论方法六种方法。⑩“华莱士科学环”无疑是对整个研究过程的很好概括，但也必须指出，此“科学环”并不是专门解释“研究问题”如何形成的，尤其没有关注到具有三重交叉性质的社会科学问题该如何构建。“问题空间”则旨在讨论研究者对研究任务、内容核心变量及其关系和研究方法等研究设计的构建，而不是整个研究过程。
“功能—因素—结构”互动构建策略提供了“问题空间”构建的基本操作，具体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研究者的学术意图决定了“问题空间”的任务与方向。一项研究往往起源于研究者的学术意图，即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是对已有的理论进行适用性评价，或是反思已有的理论。这些可能是自我明晰的，也可能是不甚清楚的。无论如何，研究意图体现着研究者的目标、任务、视野及其理论框架。“问题空间”即是在研究意图推动下逐步形成的。
第二，“问题空间”的构建一般从研究对象的“功能”表现入手。“功能”指的是事物作用表现或对象满足需要的属性。对于“问题空间”来说，“功能”指的是引起研究者关注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表现、性质、作用，甚至可以包括挑战、疑惑等能够引发学术思考的社会现象。它们既可以是社会存在质量和秩序的正向态势，也可以是负面社会问题。总之，应该是引起学术关注的社会现象的种种形态与表现。
第三，“问题空间”的深层把握从社会现象、功能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分析开始。一般意义上，“因素”指构成事物本质的成分或决定事物后果的原因或条件。相应地，对于“问题空间”来说，因素指决定、表征研究对象功能、属性的突出原因或条件。因素既可以是意义内容的，如信仰、价值观等；也可以是社会形式的，如社会流动等。在操作化过程中，“因素”往往可以转换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等操作性变量(组)。
第四，“问题空间”的结构从“因素”间的关系入手。“结构”指事物自身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对于“问题空间”来说，结构即研究对象因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可以是多方面的，如因果关系、相关关系、起源关系，甚至回归关系等等。“结构”体现在数据上，也体现在意义关系上。
第五，“问题空间”的功能—因素—结构分析是互动的往复过程。社会现象的功能是因素—结构在一定时空下的表现，故从功能可以探析因素、结构；也可以从因素、结构推导出功能；甚至，从三者的任一环都可以开始，构建“问题空间”。三者是互动、开放的关系，往复的思考分析，扩展着“问题空间”。
第六，“问题空间”的构建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素养。“问题空间”是心智过程，研究者的智力、智慧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研究者的学术素养、知识框架、理论知识影响着对问题的把握，决定了研究的“问题空间”的视野与构造。
“问题空间”构建的功能—因素—结构关系如图l所示。
对图1可以进一步解释：第一，研究者在“问题空间”的构建中起主导作用。研究问题的形成既可以是学科或文献理论的，也可以是现实观察的。无论何者，都需要研究者的智慧，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和现实认知。同样的社会问题，因研究者的关注点、分析的视野不同而带来不同的分析框架或“问题空间”。第二，“问题空间”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既是实践的观察，也是理论的补充。功能—因素—结构三者互动使“问题空间”的质量得到实质性提升。第三，“问题空间”最后表现为操作性变量，具体体现为因变量与自变量，从而形成研究的操作性框架。第四，框架的实施即研究的展开，得出结论，形成理论。理论结果又可以对“问题空间”有反馈、调整作用。
图1 功能—因素—结构研究框架构建示意图
这里借两个例子说明。
其一，东亚社会近代思想的形成是理解当今国际形态的重要方面。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分析东亚儒教文化国家近代化思想形成的观点具有结构—功能性质。他认为，儒教可分为礼制，哲学思想，政治、经济思想，领导阶层的责任伦理，学问论、修养论、道德论，民间伦理，共同体伦理、个人伦理等方面。(11)他指出，这几个方面在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同，从而带来这些国家近代化过程或社会形态的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中儒教的“均”思想作为“万物一体的仁—大同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主义”，成为“自发的近代”思想核心，但礼制和共同体伦理(宗教性质的父权论等等)作为“外来近代”的妨碍者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在朝鲜，儒教式的知识分子依靠领导阶层的责任伦理，根据共同体伦理和个人伦理，走向了保持传统民族性的道路。在越南，领导层的责任伦理成为民族抵抗的精神支柱。在日本，儒教的政治思想被“外来的近代”消解，但共同体伦理(天皇制性质的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忠孝)被用来从内部强化了“外来的近代”。(12)无论是否认同其学术结论，沟口雄三把儒教结构分为八个要素，进而围绕要素的结构与功能，解析东亚社会发展，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其二，政府决策的制度—心理机制研究。政府决策一般可以理解为，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力和职能范围内，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来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过程。关于政府决策的大量研究中，常见的有三种解释范式，即逻辑的、统计的和启发式的。(13)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学的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ies)，指能够产生最好选择的决策，如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一是描述性的心理理论(descriptive psychological theories)，即以各种方式解释规范理论在现实中失效的情况。决策的相关研究广泛体现在数学、心理学、经济学、神经科学等方面。然而，政府决策属于组织行为，既是决策者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更是组织的。组织的最大特性是制度作用，而制度的阐释和运行是由人实施的，人对制度的遵从则是心理解释性的。由此，研究政府的制度—心理互动机制视野是必要的。在这个视野下，以功能—因素—结构互动的构建策略，可以形成如图2所示的政府决策“问题空间”。(14)
图2 政府决策制度—心理机制“问题空间”示意图
图2的“问题空间”体现出政府决策的特性：(1)制度性，体制或政府制度根本上决定着政府决策的问题选择和方案选择。(2)政治性、纪律性，程序化的制度决定着政府决策的根本方式。(3)整体性，即上下左右的政府，与政府相关的社会、文化力量都会影响政府决策。(4)动态性，社会各因素是影响的关系，甚至是博弈的关系，从而都可能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由此，构建了不同于已有政府决策研究的制度—心理分析框架，即“问题空间”。
总之，科学的目标在于解释事物的本质关系，而本质体现在因果关系、结构—功能关系和起源关系。(15)“问题空间”功能—因素—结构互动的构建策略具有理论构建与操作确定的双重功能，从而更利于达成科学目的。一方面，功能—因素—结构的构建策略是从研究对象的社会表现出发，通过理论的因素分析，结构判断，功能机制探析，描述社会现象，发掘主要决定要素，探析因果、相关、源流等结构关系分析，提供研究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问题空间”的功能—因素—结构互动过程也是研究任务、内容明确，因变量、自变量的明确与具体化，是操作性理论构建的完成。
三、“问题空间”构建的原则
“问题空间”构建既然决定了研究任务、内容、变量关系与方法选用，其研究地位自然重要。那么，好的“问题空间”构建需要什么样的原则来保证？
原则一：问题中心，学科思维
根本看，学术研究应能够观照现实需求。如此，现有理论无法回答的社会发展的状况、特征、趋势、对策要求等问题，皆可成为研究的问题。研究的问题不应是已有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的当下比拟，而是对真实社会问题的回应。例如，互联网社会形态带来的大量问题，这是已有知识系统无法解释的，社会科学应当予以关注。同样，中国近几十年快速发展，对于现有知识体系无法充分揭示的大量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也需要予以关注。
社会科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应以“问题中心”的方式进行。“现实问题”从来是不分学科的。当今的社会科学，学科越来越分化。这虽然带来知识的深度推进，但也带来新的问题——同一社会现象被不同学科“单向”构建，成为学科性“问题”。如对互联网现象，社会学家看到的是信息互动，政治学家看到的是利益诉求，这固然推动了专门知识的深化，但也导致现实问题的学科典型化解释，甚至造成学科之间的不可沟通性。“问题中心”以社会问题为重心，以所需的多种知识为理论基础，消除学科知识壁垒，实现对知识的灵活运用。
“问题中心”研究策略有如下优势：第一，消解学科界限，更全面地解释问题。现代社会科学带来了研究问题的学科化界定，甚至在不少情况下，先确定某一问题是否属于某个学科，再用学科来解释。这一研究方式有太强的学科人为性。“问题中心”超越了这个局限。第二，保持问题的主体性，避免社会现象研究的简单西方化。中国作为被现代化国家，近代以来不得不走向西方式的学术范式，大量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好处是中国的社会科学体系迅速发展起来了，负面的结果是中国问题被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框架化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被“国家观”了，级差伦理被“公私化”了，“智”被“智力化”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西方理论框架，使中国现实被西方学术“肢解”了，从而失去了自己“自在”生存的“意义”主体性。第三，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学科或领域。“问题中心”的方式能够从中国特有的现象出发，构建自己的核心问题与理论解释。例如，中国传统没有西方宗教意义上组织化宗教，但中国有自己的儒释道信仰，同样具有安身立命的信仰功能，为文明系统提供核心理念与价值观。(16)
当然，“问题中心”必须回应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化挑战。现代社会科学毕竟是由大量分支学科构成的。“问题空间”如何与现代学科衔接，决定了一项研究能否融入知识共同体的关键环节。对此，“学科思维”是化解这一困境的必要选择。“问题中心”致力于“问题空间”构建的全面性、跨学科性。学科思维则超越学科理论框架，对问题进行符合某个学科的解释，体现了学科特征。如国家治理研究，本身无疑是跨学科的，需要“问题中心”的研究。而诸如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维，社会学的社会要素互动机制探讨，心理学的心理认知机制等“学科思想”，都可以构成解释优势。因此，“问题中心”和学科思维，实现了研究“现象”的全面性与“学科”分类专门性的结合，从而构成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深度理解。
原则二：“时地人”通情
社会现象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总是在特定时空下发生的。因此，以其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空间”构建，应体现出这一特性，即“时地人”通情的构建原则。所谓“时地人”原则，指的是应从研究对象发生的时间、地点、人所构成的时空来解析资料、分析问题和做出判断。(17)从社会科学层面看，“时地人”进一步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时”为时代和时间感。社会事件无不发生于某一时间下，具有“时间”限制性。钱穆曾指出，称为名臣的那些奏议得以流传是他们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意见。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18)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心态。理解某一时代的社会现象，需要以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来理解，而不能简单以“当今”时代精神对历史进行“当下化”解释。只有进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所负载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内容与特征。比如，对于农耕时期“水”的重要性，若不进入靠天吃饭的历史情境中，就不会深刻地体悟其重要性。同样地，从今天的农业科技出发，也很难理解传统农耕生活的艰辛和食物的来之不易。再如，对于两千多年中国治理实践研究，也不能静态、单一、刻板化进行，不宜简单地把皇权视为独裁而无视谏官、封驳、相权、集议、三权制衡(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等权力制约机制。进入历史空间，视野会丰富得多，而这正是现有“学科”研究所缺失的。
第二，“地”为地理环境、地域、地点。这有三层含义：一是地理环境，即一个社会或国家存在的物质空间。如希腊文明与其地中海气候密切相关，中国农耕文明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关。农耕社会对于家庭纽带有天然要求，由此而生的家庭伦理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国家与儒家的复杂互动终致儒家文明社会的形成。二是地域。地域往往预示着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和性格特征。如爱辉—腾冲线的地域特征表明，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它的西部，则是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传统儒教中国。(19)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甚至不同省级的地域特征，均可成为理解特定事件的参照。三是地点或情境。任何事件都发生于特定的情境。情境对于事件的进展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关键。人或社会稳定的素质与地点的情境结合才是全部的信息。不同情境中，生死拼搏下人的心理行为是不同的。理解事件的前后脉络，离开情境同样是不完整的。
第三，“人”是价值的、认知的、性格的。人是社会事件的主体要素。理解人要进入其心理世界。人是意义化生存，是观念主体，为其观念而行动。人的意义系统包括信仰、价值观、态度。公认的信仰系统不仅决定了文明体中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也决定该文明体的社会结构和形态。(20)如西方基督教信仰决定了西方长达千年的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宗教社会形态，其契约思想促进了现代西方的法制观念，对上帝的认知影响了西方职业精神、诚信观念等核心价值观。(21)价值观是个体以信仰为基础的系统化心理内容，包括个体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等方面的看法。态度则是价值观与社会现象互动而产生的对人、事、物的具体看法，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因素。心理意义功能通过认知过程，以能力方式展现于社会。“认知”指个体对事物认识的心理过程，包括感知、记忆、思维过程等。人的认知因大脑机能特征和经验不同而存在能力差异。能力是个体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所必备的个性心理特征，其核心是人的智力。Sternberg认为，智力应被理解为复杂推理和问题解决的信息加工过程，即分析的、创造的、实践的过程。Gardner认为，智力是有机整体，包括了言语的、逻辑数学的，空间、音乐、身体运动、人际关系的，内在个人的，自然的。(22)人也是性格的。性格是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成，赋予个人生活的倾向和模式(一致性)，反映着天性(基因)和教养(经验)，包含过去的影响及对现在与未来的建构，决定行为方式和特征。
“时地人”策略要求研究者“通情”地进入“时地人”情境中。“通情”(empathy)是心理学概念，指一个人在内心以他人的视角、他人的感受，进入他人的心理世界，理解其心理体验与心理感受，是知觉别人观点，体验和共鸣别人情感和行为的能力。其核心是像他人那样产生同样的情感体验，理解他人内在经验的品质和能力，或者接受他人情感的过程。“通情”有三个基本成分：知觉和区分别人的情绪，即认识、确定和标明别人的情绪；以别人的角度思考，即假设和体验别人经验的能力；情绪反应的能力，即类似别人情绪反应的能力。(23)“通情”的心理过程是：有理解对方心理状态的意愿，在内心扮演对方角色，体验对方的感受，判断对方的心理状态。这包括认知、情感和预期三个方面的替代体验：认知的替代体验，指个人理智上对他人内部经验的洞察、理解；情感的替代体验，指在情感上体验他人的内部情绪状态；预期的替代体验，指个人能预期他人在具体情境中的情感反应。也有学者指出，“通情”有四个阶段：情绪认知，认知他人的情绪情况；他人思考，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体验他人的处境；情绪体验，体会他人同样的情绪；反应决定，对他人的情况做出反应。(24)
研究者只有进入研究对象的“时地人”状态，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准确、深刻的把握。例如，任何历史人物均是生命过程的展开，均有成长的过程，也有心理变化、情绪波动的时刻，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也应在行为发生的时间内进行。对历史人物进行“时地人”式的理解，无疑要比简单孤立的片段认知要丰富得多。
原则三：理论框架反思
研究者在构建“问题空间”过程中会采用某一理论框架。这一过程有时是清晰、有意识的，有时不是清晰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无意识的过程自然带来某种程度的理论走向的盲目性。因此，“问题空间”构建时，应对所采用的理论框架进行反思。
现代社会科学是西方的产物，主体框架是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有突出的文化性，知识论上突出体现出文化性。仔细阅读西方的社会科学，其宗教文化色彩异常浓重。即使近代西方文化突出的怀疑、证实、自我追问等特性，无不与其上帝信仰何以可靠，知识何以为真实等追问分不开。这与中国文化特征不同。中国文化更多是现世的安身立命、经验理性特征。(25)中国社会家族中心式的网络性社会形态及其文化，无疑与西方宗教信仰下个体式社会存在、文化存在相当差异。虽然现代中国已深受“西方”影响——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文化观念，甚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多多少少地有西方的色彩。但中西二者毕竟有着文化社会底层的根本性差异。因此，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建构时，尤其是采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进行研究时，其中的契合、差异与互补问题，研究者时刻应保持理论自觉。研究者通过对理论上的自我审查，提高研究理论框架的契合性和深刻性。
原则四：研究者应被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能遇到双重身份之间的紧张：一方面，他们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理性化心智活动而进行知识创造，必须以“理性人”的方式实现其学术任务；另一方面，他们是社会人，天然地具有另一特征——持有某种价值情感的“意义”生命体。因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天然与公共部门关系密切，如不少社会科学学家不同程度地参与政府管理咨询或活动，因此他们可能有更多机会将其主张推行于公共生活。
这种双重身份可能导致学术主张与生活价值合二为一。以公共行政研究为例，著名的西/沃政治—行政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如此。1952年，沃尔多批评西蒙试图建立一门价值中立的行政科学，西蒙随后进行了反驳。西蒙着眼于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更多关注学科的学术性追求，沃尔多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关联，强调社会关怀。西蒙主张，公共行政学应立足于逻辑实证主义，而沃尔多则主张能够体现价值取向的政治哲学的规范方法。由此，公共行政学围绕“政治”与“行政”产生大量争论，学者们围绕价值与事实、民主与效率、价值追求的正当性(例如行政之恶问题)、学科范式与学术共同体观念等进行了诸多讨论。(26)这些争论反映出公共管理在科学—伦理、政治—行政、私人—公共性等维度下的学科特性。(27)沃尔多把人的价值情感精神(需求)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或最高原则，使学科服务于人的价值认定。这当然有事实基础，如“政治”从来就对“行政”有支配性和统领性作用。西蒙提倡以学术理性支配公共行政学，这无疑也是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需要，有知识理性化的正当性。二人因出发点和问题角度不同，主张均有合理性。但就此争论看，是双方囿于工具理性与价值情感纠合的存在事实，未能区隔各自主张的前提、对象和目标所致。
因此，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问题空间”构建的一个原则应该是“研究者首先应被研究”。其一，应认识到研究者的价值观对学术研究的天然作用。虽然韦伯、西蒙所说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值得倡导，但真正的“价值无涉”难以实现。这不仅在于，同任何人一样，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行为是在其心理系统推动下产生的意义化行动，其价值情感天然地成为学术行为的先在要素，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解释问题的视野与框架。比如，价值观最集中的表现——宗教信仰本身即是一种认知框架，(28)宗教信仰对人的生活有全方位的影响。而且，个人对与其价值观接近的事物必然产生亲和反应，即所谓的“见其所将见”“好其所将好”“见其所乐见”“好其所乐好”“见其所被乐见”“好其所被乐好”。(29)对此，若没有清醒的反思，研究者的先在价值就会“自然而然”地作用于学术构建，但研究者却自认为是“客观”。其二，在社会生活中，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把“学术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人”区隔。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认定的价值生活，但学者并没有权力以“学术”掩盖其价值先在或主张，也没有权力在知识面罩下，不经他者批判反思或多方平等对话来影响公共权力、左右他人。
这方面，“反身思维”有特殊的作用。反身性(reflexive analysis)指研究者持续的、主观的、动态的自我评价，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及场景时刻的、有意识的自我警觉。研究者要对自己进行反思与把握——认可社会的、个体的价值情感在社会科学活动中的天然作用，对研究者的双重角色进行区隔并处于理性反省之下。如，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关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研究者的作用如何，此“问题空间”的社会—文化—情境存在状况是什么。从而尽量把自己置于“理性”或“客观”的状态。
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者的研究”。“研究者的研究”起始于研究问题构建，研究问题的构建可用“问题空间”来表征和实现。“问题空间”是研究者在学术意图推进下形成的清晰或不清晰的研究任务及其相关问题、内容、变量关系、实现途径、研究方法等等的心理集合状态，可以通过功能—因素—结构而构造——从研究对象的社会表现(功能作用)出发，通过理论上的因素分析、结构关系梳理、功能机制假设等途径而形成。更本质地看，“问题空间”是社会现实与学者学识互动的结果。就社会现实而言，社会学业已揭示的社会结构—功能现象与原理使研究问题具有客观依据；就学者而言，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肇始于其对社会现象(功能)的体察或关注，拓展于现象(功能)背后的要素及其结构。故而，学者“问题空间”的功能—因素—结构构建既是社会存在的“客观”体现，又是认知性“主观”概括。“问题空间”不等同于社会的结构—功能，但揭示着社会的结构—功能的运行机制。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空间”具有社会与人文性、现实问题与学科解释交互性、“客观”问题与“主观”判断交汇等特性，故而，构建的基本原则是，问题中心、学科思维，时地人通情，理论框架反思和研究者被研究的原则。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内在的反思性建构，研究者判断与研究现象、内容的最大程度契合，促进着“问题空间”深刻与准确，进而揭示社会运行的机制，实现社会科学对社会现状及发展态势的通透理解和知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