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首先把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划分四个阶段，并分别阐述了每个阶段的主要理论贡献。其次，文章认为，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是有限理性；二是社会偏好。有限理性有可能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而社会偏好理论则通过引入人的社会性，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人的社会性的做法，从而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崭新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讲，行为经济学在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引领者。
关键词：新古典范式；有限理性；社会偏好；行为经济学
作者简介：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当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之后，行为经济学再次引起了热议。算上2002年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教授(Daniel Kahneman)和201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教授(Robert J.Shiller)，行为经济学家已经是第三次获得了诺奖殊荣。如果再广义地看，2002年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和2012年诺奖得主埃尔文·罗斯教授(Alvin E.Roth)因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获奖，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肯定，因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交集太多，以至于被视为一体。而在其他的诺奖得主中，1978年诺奖得主西蒙教授(Herbert A.Simon)最早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称得上行为经济学的拓荒者之一；1994年诺奖得主泽尔腾教授(Reinhard Selten)、2001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教授(George A.Akerlof)也都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1999年克拉克奖授予行为金融学的开创者之一的史莱佛教授(Andrei Shleifer)，2001年又授予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拉宾教授(Matthew Rabin)，而类似2013年克拉克奖得主切迪教授(Raj Chetty)等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也颇有建树。这说明行为经济学不仅仅是代表经济学曾经的一种进步，更重要的是代表经济学的一种未来。
作为经济学大家庭中的一分子，行为经济学为何能够备受青睐？许多经济学家一方面批评行为经济学过于另类和反叛，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行为经济学崛起和日益壮大的现实，这种矛盾的心理体现了这些经济学家对行为经济学又爱又恨的态度。行为经济学是非主流经济学还是代表未来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究竟和新古典经济学是什么关系？行为经济学是否会像其他许多经济学分支那样，以叛逆的姿态出现，以归化的形式退缩回新古典范式的阵营？本文认为，行为经济学迄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正逐步改变着原有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这种改变有些是边际上的修补，而有些则属于颠覆性的变革。行为经济学的这套新体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抗衡，是否能够发展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范式，还有待观察，但至少行为经济学给出了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将分三个部分讨论这些问题，第一节回答行为经济学究竟取得了哪些进步？第二节回答行为经济学所提出的新理论体系的本质是什么？第三节则讨论行为经济学是否能够担负起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重任？
一、行为经济学已经做了什么？
行为经济学常常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作非主流经济学，对标的是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非主流的身份很容易让人们把行为经济学与其他已经存在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相等同。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说其他非主流经济学仅仅只能在经济学大厦中偏安一隅，那么行为经济学则是在整个经济学大厦中翩翩起舞，如果这还是非主流的话，那么主流经济学家对待行为经济学的态度就是非常不公平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对行为经济学的恐惧和担忧，进而加以排斥。无论如何，行为经济学经过50余年的努力，已经成长为一个理论体系相对完备的新学科，并且表现出日益旺盛的生命力。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了特定的研究纲领，相应的有各自的理论内核和保护带。第一阶段可称为行为经济学的萌芽时期。这个时期出现在上世纪40-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尝试从心理学或者更广义的认知科学中寻求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的理解，代表人物有卡托纳和西蒙等人。卡托纳(Katona，1951，1975)最早系统地探讨了当事人心理活动与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预期内生与预期的宏观效应。而西蒙(2004)则在探索认知科学的过程中，结合经济组织中的决策问题，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这一假说可以说为后来行为经济学提供了思想的指导。这一时期还谈不上行为经济学，但卡托纳和西蒙等人的研究已经为后来的行为经济学构建了一条初步的研究路径，即选择的微观基础。在新古典范式中，选择本身是一个黑箱，而卡托纳和西蒙等人让人们看到了这个黑箱的存在。特别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成了打开这个黑箱的钥匙。
到了上世纪70年代，行为经济学进入初创时期。西蒙在认知科学领域的探索无疑激发了众多心理学家对于个体选择和决策的兴趣，其中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决策和判断问题的研究，其核心就是揭示个体不确定下是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的？背后的认知心理机制是什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Tversky and Kahneman，1974；Kahneman et al.，1982)认为，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判断和决策并非按照通常理解的那样能够精打细算，而是常常借助于启发式，也就是说，决策和判断受问题的描述、程序、个体的经验、所处的环境以及当时当地的情境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也很难估计出一个近似客观的概率分布，常常出现事件出现概率的高估和低估的情形。卡尼曼和特维斯基(Tversky and Kahneman，1981，1986)进一步发现，个体决策和判断还受到框架的影响，会出现框架效应。如果说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思想，那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则明确揭示了有限理性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基础；如果说西蒙告诉人们个体行为的黑箱在哪，那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则是打开了这个黑箱。
正因为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这些开创性研究，使得后来行为经济学有了明确的理论内核。特别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把其认知心理的研究推广到了经济学领域，首次对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两大偏好公理(完备性和传递性)进行证伪，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备择的理论模型——前景理论，从而宣告了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前景理论本质上还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一系列认知心理研究的综合，但这个理论对于经济学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中最关键的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而前景理论直接否定了这个假设，理性经济人在前景理论中不过是一个特例，无论确定下还是不确定下均如此。受到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系列研究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前景理论对传统的经济学主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假说，基于此形成了行为经济学的消费理论(Thaler，1980，1985)；二是泰勒等人提出了偏好的时间不一致性(Thaler，1981)，莱伯森则进一步构造了双曲偏好模型(Laibson，1997，1998)，从而形成了行为经济学的跨期选择理论；三是阿克洛夫等人提出了效率工资假说，提出了新的劳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Akerlof，1982，1984)；四是阿克洛夫等人在宏观模型中引入有限理性假说，提出了近似理性假说(Akerlof and Yellen，1985)，并形成了行为宏观经济学(Akerlof，2002)；五是席勒和史莱佛等人将有限理性和前景理论的思想运用到金融领域，形成了行为金融学(Shiller，1981；Shleifer and Vishny，1997)。所有这些研究都在传统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股行为经济学风暴，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传统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阶段可称之为行为经济学的形成阶段，在时间上大概是上世纪70-90年代。
随着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前景理论的提出，以及史密斯等人实验经济学的推广，特别是史密斯解决了经济学的实验室实验的方法论问题(Smith，1976，1982)，行为经济学开始和实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大量的实验室实验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家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偏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Güth et al.(1982)设计出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Kahneman et al.(1986)提出了独裁者博弈的设想；Isaac et al.(1984)、Isaac and Walker(1988)、Andreoni(1988)等人设计了公共品博弈实验等等，这系列实验给出了显著且稳定的社会偏好证据，Camerer(2003)通过行为博弈这一主题系统总结了相关的研究。和行为博弈实验相关联，阿克洛夫和耶伦(Akerlof，1982，1984；Akerlof and Yellen，1988，1990)在解释效率工资时，提出了礼物交换和公平偏好的思想，类似的还有Camerer et al.(1997)等人的研究。Camerer and Thaler(1995)、Fehr et al.(1993)、Fehr and Schmidt(1999)、Fehr and Fischbache(2002)、Rabin(1993)、Charness and Rabin(2002)等人把早期的各种实验研究进一步加以提炼和扩展，逐步形成了一个成型的社会偏好理论，这个理论不仅给出了社会偏好的明确定义，而且能够涵盖自利偏好以外的所有其他类型的偏好，包括利他偏好、互惠偏好和公平偏好等。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走出实验室，在实地和准实地实验研究中同样发现了社会偏好的普遍存在的证据，比如Henrich et al.(2001)。Akerlof and Kranton(2000，2002，2005，2008)进一步把社会身份纳入到经济学当中，身份和认同机制旋即成为社会偏好的重要一环。
行为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阶段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迄今仍没有结束。这个阶段的标志性的理论构建就是社会偏好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仅是停留在认知偏见上，从而不仅仅是证伪理性经济人假说，而是在保留自利偏好的前提下，把个体偏好拓展到社会偏好，从而呈现出一个偏好的微观结构。社会偏好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有了和传统的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内核，这意味着行为经济学注定会走上一条偏离新古典范式的理论路径，也注定行为经济学会逐步成长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范式。表1总结了四个阶段的基本情况。
二、行为经济学是否能成为(或已经成为)新古典范式的替代范式？
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从证伪理性经济人假说入手，进而挑战“看不见的手”这一核心思想，行为经济学正一步步打击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直至社会偏好理论的提出，乃至一个清晰的偏好微观结构理论的出现，可以清楚地看到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的偏离，并逐步寻找到自身的理论内核，随着这个新的理论内核的发育，至少可以推断，行为经济学完全有可能成长为新古典范式的替代范式，并有可能成长为引领经济学未来的新范式。当然，做出这个判断需要充分的理由，包括许多行为经济学家自身都未必赞同。然而，当我们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和方法论本质去做推断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多数经济学家目前都可能低估了行为经济学的前景，以及低估了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冲击力。
(一)行为经济学新进展的本质
要理解行为经济学可能对经济学未来所产生的影响，就必须理解行为经济学迄今为止的贡献究竟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行为经济学已经对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看似庞杂，但归纳起来无非就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人普遍存在认知偏见，这是有限理性的本质所在，认知偏见会让决策失误，行为失常，从而产生了现实社会经济中的诸多“异象”；二是人普遍具有社会偏好，社会偏好会激励人偏离纯理性自利行为的路径，展示出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行为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贡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长期以来，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看似花样繁多，但究其实质，存在一个共性，那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说，离开这个假说，过去的经济学理论无从谈起。理性经济人甚至可以说是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的主体。给定偏好的完备性和传递性，参与人就获得了理性；再给定参与人自利，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参与人就可以采取利益最大化行为，这是“看不见的手”成立的前提。如果参与人理性不充分、自利不充分、没有采取利益最大化行为，那么市场就难以有效。即便考虑到参与人可能会犯错误，只要进一步引入一个贝叶斯机制，就可以把错误行为处理成短期行为，而长期仍然是充分理性的，个体的学习机制可以确保这一点。理性预期的引入使得主流经济学中支持新古典和反对新古典的不同范式有了交集，尽管在市场的有效性上存在争议，但参与人理性预期这点是共同的假定。
问题就出在究竟决策错误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行为经济学借助认知科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证明，认知偏见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这就意味着人的错误决策和错误行为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现象，并非短期现象。即便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再强，外部环境的信息披露再充分，这些认知偏见依旧存在，并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技术的进步让信息披露更迅捷，传播范围更宽，但技术进步本身又在创造新的不确定性。从而学习总是滞后于社会经济的演变。如果认知偏见长期稳定存在，那么有限理性假说才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理性经济人假说将蜕变成有限理性假说的一个特例。不过困扰的地方在于，认知偏见是否长期稳定？行为经济学家只能提供实验室实验的证据，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既揭示人的理性一面，也揭示人的情感一面，但很难区分理性的一面是否有限？如何有限？这也导致了在理性这个问题上，新古典范式和行为经济学范式之间尚处在竞争阶段。要想替代新古典范式，行为经济学家还需要提供更充分的科学依据。
行为经济学第二个理论贡献才是真正被低估的部分。当社会偏好被揭示出来，包括行为经济学家在内的研究者的第一反应是，如何把这种新的偏好融入到主流模型当中？为此，拉宾和费尔等人设计出了一个分段式的效用函数，一部分代表自利偏好，一部分代表社会偏好。这个两段式效用函数似乎满足认知科学中的双系统理论。卡尼曼曾把其过往的研究以及其他人相关的研究成果总结为一个认知双系统模型(Kahneman，2003)，在这个模型中，一块是直觉系统，负责启发式决策，会出现框架效应等等；一块是深思熟虑系统，其实就是理性计算。问题在于，卡尼曼自己也没有阐述清楚两个系统的关系，在他那儿，两个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但Frey and Jegen(2001)指出了这个模型运用到经济决策中的局限，即假定参与人存在多个动机，那么动机之间就可能相互挤出。也就是说，双系统之间还存在某种互动机制，这种机制迄今还没有被很好的研究和揭示。
(二)行为经济学能建构一座新的经济学大厦吗？
自从社会偏好理论提出之后，虽然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在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两个层面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所得的结论也基本支持行为经济学的理论预测，但关于社会偏好这个问题依然被严重低估了，以至于行为经济学家自己都一度迷失在一个可能的巨大理论转变当中。例如，Mullainathan and Thaler(2001)早期的关于行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的讨论中，仅仅把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归纳为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社会”一词并没有得到重视。Rabin(1998，2002)、Camerer and Loewenstein(2004)等人的早期行为经济学综述也明确把行为经济学定位在对新古典范式的修正上，而不是定位在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学范式上。笔者本人在早期的文章也是持有这个观点(周业安，2004)。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指向社会偏好，行为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开始逐步发生转变。尽管Harstad and Selten(2013)在详细比较讨论了有限理性模型和新古典范式之后，承认前者还处于碎片化状态，至少目前还不足以和新古典范式竞争，但同样也可以坦承，有限理性模型至少指明了未来努力的方向。Rabin(2013a，2013b)近期的综述性讨论同样意识到，行为经济学需要从简洁的一致的基准理论模型的构建出发，形成行为经济学的自身的理论范式，从而和新古典范式竞争、甚至替代。Thaler(2016)最近的综述性文章则走得更远，他认为，经济学正日益成为一种实证经济学“evidence-based economics”，现在已经可以不谈行为经济学是否对经济学具有革命的影响，正确的看法是，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不断发现偏离新古典范式的新证据，经济学理论必须有效解释以及一致解释这些新证据，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创新的过程，如果有朝一日经济学理论能够完全厘清每一个偏离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那么行为经济学本身就可以消失了。
塞勒的观点非常明确，迄今经济学的新发现都指向行为经济学，一旦这些新发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那么行为经济学自然就不需要存在了，因为这就是新的经济学！而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以新古典范式为代表)自然就退化成新的经济学的一个特例。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乐观本质上还是基于行为经济学关于有限理性的理论创新，核心是针对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行为经济学通过实验研究不断地证伪，并在新证据的持续呈现过程中，形成新的关于“有限理性的行为人”的理论，这个思路延续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早期思路，并没有脱离主流经济学的既定路径。从中可以看出，塞勒仍然试图在主流经济学体系内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塞勒对行为经济学关于有限理性的贡献部分无疑认识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偏好理论部分则存在低估。自从阿克洛夫等人引入身份这个因素后，行为经济学在社会偏好理论上显得越发的与众不同。社会偏好理论究竟给经济学带来什么特别的变化？其中的关键在于社会一词。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同样有社会偏好，但这个社会偏好是对个体偏好加总后所得的集体偏好，是“社会的偏好”，本质上依然是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偏好。和行为经济学所讲的社会偏好完全两回事。行为经济学中的社会偏好，针对的是人的社会性(周业安，2017)，这是行为经济学有别于新古典范式的关键所在。新古典范式中，个体是原子化的，社会是通过个体的加总以及个体的约束条件来展现的。问题在于，个体加总后所得到的总体依旧是类似个体行事，其行为本质上还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而作为个体决策的约束条件，本身就不包含社会性。因此，新古典范式中其实是没有社会属性的。
在行为经济学中，个体的社会属性通过社会偏好表达出来，无论利他、互惠还是公平偏好，都是基于个体对其所属社会的偏好表达，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固有偏好，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动关系的微观载体。社会偏好理论比较好地处理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克服了新古典范式完全摒弃社会属性的错误，另一方面又避免陷入到社会人的困境当中。社会偏好理论不仅体现为人的偏好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不同偏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个互动关系是偏好的微观结构内生出来的，只要偏好具有一个微观的结构，不同偏好之间就必然会呈现互动关系(周业安，2015)。尽管迄今有关偏好的微观结构的证据还不充分(周业安等，2012；周业安等，2017)，但随着更微观的神经元研究和相关的跨学科研究的深入，相关的证据也会越来越丰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可以涵盖卡尼曼的认知双系统理论，以及Frey and Jegen(2001)等人提出的动机挤出理论，从而可以把社会偏好理论的相关碎片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基准理论模型当中。
总之，社会先于人存在，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新古典范式无视这一事实，即便理论模型再简练，也很难有效解释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同样，社会和人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体现在人的偏好层面，呈现出一个复杂的偏好的微观结构，其中社会偏好与自利偏好互动，形成了人的复杂的行为。人的认知偏见只不过是这个复杂偏好结构的产物，当情感驱动决策时，决策的不稳定性自然就提升；而当个体的情感面临社会属性时，他人就会进入到个体决策的范畴，无论是启发式、框架，还是参照点，或者从众、社会比较等等，无非都是这种社会情感的具体作用机制。人是情感和理智的复合体，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能够有效解释这一复合体的复杂行为，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理论。而不是刻意将情感因素排斥出去。如果新古典范式一直通过削足适履的方式来维护其主流地位，那么只会加速其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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