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高速经济增长、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扩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交织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中，在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机遇，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凸显了他们与前辈群体的代际差异。但与此同时，新生代的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市场化推进导致的社会分化强化了阶层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二代”现象也成为新生代无法回避的代际面貌之一。当今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青年的发展也迈入了新时期，均衡发展是新生代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关键词：改革开放 新生代 社会变迁 新时代
作者简介：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发表的社论把改革开放称为“新的伟大革命”，认为其“书写了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壮丽史诗，激荡起一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新生代”，既受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的社会性格，也因成为这一历史性巨变的推动者、引领者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打下代际烙印。“80后”青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之后出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程成长，既受益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也承受着市场化全面推进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同时，他们作为使用互联网的先锋群体，充分展示出与前辈群体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倾向；他们通过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发声，代表着中国新生代的崛起。随之而来的“90后”，是在更加富裕、丰富的生活环境和更加宽容、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真正的“互联网的一代”，他们的成长历程伴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步伐。在视野更开阔、更自信、取向更多元的90后逐步取代80后成为中国新生代主流的同时，“00后”也在追随着90后的步伐迈入新生代大潮。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未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但是他们所创造的青少年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重要的创新源泉。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新生代，中国新生代也是改革开放的生力军和先锋队。
一、改革开放大潮下形成的“社会代”
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等人提出的“社会代”（social cohorts）是代际社会学（sociology of generations）的核心概念（Mannheim，1952）。区别于以生理年龄或父代—子代血缘关系为基础定义的代际概念，“社会代”是因重大历史事件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同龄群体。按照曼海姆的说法，“社会代”是这样的一群同龄人，他们深受青少年时期特殊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基于共同的社会经历而产生强烈的代际认同，形成与前辈极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Pilcher，1994）。“社会代”往往产生于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时期，同时又在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正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
（一）在日渐富裕的生活中成长的独生子女一代
说到中国新生代，不论是80后、90后还是00后，人们最常给予他们的特征标签都是“独生子女”，而且是生活于富裕环境中、在父母和祖父母宠爱下的独生子女。的确，独生子女现象与新生代的代际特征密不可分，倡导“一个家庭生育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中国新生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一政策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结合，对新生代的成长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持续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初，88.3%的中国人处于贫困之中；而在三十多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9%，约8.53亿人脱贫。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到2017年增长了22.8倍（国家统计局，2018a，2018b），中国从最贫穷的低收入国家一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新生代正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与此同时，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推行对新生代产生重大影响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趋势快速发展，新生代独生子女比例不断提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参见图1），“60后”和“70后”人群中独生子女比例极低（分别为4.3%和6.8%），80后和90后独生子女比例则较高（分别为19%和32%），00后人群中的独生子女比例更是高达60%以上（国家统计局，2018a，2018b）。虽然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的80后和90后并非独生子女，但少子化现象已十分普及，80后和90后中的独生子女和“二孩”合计占比分别达到了61.1%和81.6%。总体而言，多数来自城市家庭的新生代是独生子女，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的新生代是二孩。
独生子女及少子化现象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及子女养育方式，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新生代在幼儿期及青少年期的生活境遇。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独生子女政策使日渐富裕的中国家庭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子女的养育，父母们对他们仅有的一个孩子或仅有的少数子女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使得新生代青少年享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营养健康水平远远高于其父辈青少年时期的状况，这一变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新生代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改善。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数据，从1987年至2013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患病率从38.2%下降到8.1%，5岁以下儿童体重过轻比例从18.7%下降到2.4%。与此同时，新生代青少年身高水平也在不断增长。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青少年身高体重都显著增长（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2014），特别是农村地区青少年身体健康水平的提升更加明显（高迪等，2018）。威胁青少年成长的最主要因素不再是饥饿、贫穷和营养不良，而是在部分青少年中显现的肥胖症、营养过剩等“富贵病”。
身体素质的变化仅是独生子女现象的一个方面，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独生子女现象对于新生代的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担忧80后和90后独生子女成为“依赖”、“任性”、“娇惯”、“自我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垮掉的一代”（包蕾萍，2011）。然而，随着新生代的成长，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现象并不会带来心理、人格上的负面影响，反而由于独生子女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拥有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其心理健康水平表现更优（詹启生等，2017；张驰等，2015；张小远等，2007；郝克明，2010）。
独生子女现象的影响不仅在于新生代个体的生理、心理素质，还经由个体、家庭层面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趋势改变了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子女养育方式，父母与子女之间更加亲密与平等（阎云翔、杨雯琦，2017；原新、穆滢潭，2014；穆滢潭、原新，2016），子女的个性需求和自主意识得到更多的尊重，亲子关系经历颠覆与重构（周晓虹，2015）；这种家庭内代际关系的变化逐步蔓延于整个社会，随着新生代步入社会，自信、自主、开放的理念与行为也在改变整个社会的代际关系。青年人不再仅仅是被动顺从的被教化者，老一代人也不再是拥有绝对权威的教化者。更加平等、宽容、相互尊重、共融和谐的代际关系给予新生代更大的社会空间以展现个性、张扬自我、创新求变，这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动力。
（二）在教育扩张潮流中成长为高文化素质的一代
改革开放不仅造就了高身体素质的新生代，还造就了高文化素质的新生代。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促进了社会领域的多方面发展，教育事业突飞猛进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中国新生代的成长期正好撞上了中国教育的大扩张时代，80后要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赶上了“大学扩招”，90后上中学的时候赶上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由此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这项政策实施之前的1998年，中国大学毛入学率仅为6%，即100个适龄青年中有6人能上大学。而随着大学扩招政策开启的高等教育扩张则使大学毛入学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2016年，大学毛入学率已达到48.4%，即大约半数的适龄青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根据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参见图2），80后成为大学扩招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与前辈相比，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幅上升，其比例（28.3%）分别是70后（13.8%）和60后（6.1%）的两倍多和四倍多。90后进一步享受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果，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80后的基础上又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达到47%。00后在2018年开始迈入大学校园，他们中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将会更加普遍。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的过程中，还有约六成的新生代成员没能迈入大学校门，但教育扩张浪潮也使他们极大受益。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政府加大力度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到2011年全面完成普及，这使新生代的中等教育完成率极大提高。根据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参见图2），80后和90后接受过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比例增长幅度较之前明显加快，80后中有85.7%接受了初中教育，47.6%接受了高中教育；90后中有95.8%接受了初中教育，73.8%接受了高中教育，两者的比例都远远高于前辈群体。
由“大学扩招”和“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等一系列教育发展战略所构成的教育扩张大潮，成为对中国新生代生命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使中国新生代的教育水平相较于前辈有极大幅度的提高。在教育扩张浪潮推动下，中国新生代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一代，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确保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升了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代表了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不仅使中国新生代拥有知识和技能，而且也使他们具有开阔的眼界、独立的思考、理性的判断、创新的能力、文明的品德、强烈的进取心以及自信心。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比年长群体更有竞争力；面对高新科技发展、产业转型、新经济兴起，他们的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创新能力更强；在快速流变的文化潮流中，他们成为时尚的引领者；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所有这一切，为他们在父辈面前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代际平等地位，冲击了传统上“论资排辈”的代际格局，使其作为新生代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突显。
（三）在人口流动大潮中成为流动迁徙的一代
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同时也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新生代正是在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一些政策因素（如三线建设等）导致的人口迁徙，绝大多数人出生、上学、就业和结婚生子都居于一地。但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引发的人口流动大潮使许多新生代在幼年时期就随父母流动迁徙，更多的新生代成员离开出生地、离开父母去外地上学和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长，流动人口数量从1982年的657万人持续增长到2015年最高峰的2.47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人在流动。2015年后流动人口数量开始缓慢下降，但2018年其数量仍保持在2.41亿（肖子华主编，2019）。在这些流动人口中，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为65.1%。其中，35.5%是80后，24.3%是90后，19.3%是00后，20.9%是“10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和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6000户居民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见表1），越年轻的代际群体流动迁徙比例越高，而新生代人群的流动迁徙比例较之前几代人有更大幅度的跃升。大量的新生代向城市迁徙，特别是涌向了“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在城镇地区，45%的新生代非本地“土著”，而是由其他地区迁徙而来，在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大约半数新生代不是本地土著。
新生代与前辈流动人口的构成有所不同，“50后”、“60后”和“70后”流动迁徙者绝大多数是来自贫困落后乡村的低文化水平打工者，即所谓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在贫困乡村中长大成人，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文化隔阂，在行为观念上也有明显差异。新生代流动迁徙者的构成则较为多元化，不仅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还包括许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仅有来自贫困乡村的打工者，也有来自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的寻梦者。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在80后迁徙者中，42.6%拥有非农户口，38.6%接受了高等教育；90后迁徙者中，33.3%拥有非农户口，47.1%接受了高等教育。城镇中的新生代迁徙者拥有大学或大专文凭的比例更高，45.7%的80后迁徙者和53.6%的90后迁徙者接受了高等教育。即使来自贫困落后乡村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的多数也是在城市或小城镇接受中小学教育，早早就离开乡土融入城市生活。新生代流动迁徙者与本地土著之间的文化隔阂与行为观念差异日益淡化，虽然在一些大城市还存在着因户籍制度而导致的对外来者的排斥和歧视（如子女入学等），但总体而言，在新生代中本地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的隔离正在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等因素而导致的分化。流动迁徙对新生代来说是一种生活的常态，随父母迁徙、因教育而流动以及异地就业谋生成为新生代成长经历的一个部分，他们的流动迁徙范围不仅跨越了省市，也跃出了国界。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出国留学生只有860人，学成回国者248人；而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54.45万人，同年回国留学生人数为43.25万人（刘宏森，2018）；不到40年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增长600多倍。流动迁徙不仅仅增长了阅历，也开阔了新生代的眼界，创造了发展机遇，激励了追求成功的欲望。在流动迁徙大潮中成长的中国新生代勤奋向上、努力拼搏，而这种拼搏精神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源泉。
（四）互联网兴起与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培养的互联网一代
中国新生代的另一个代际标签是“互联网的一代”。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新兴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部分领域，中国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甚至实现“弯道超车”而居于领先地位。互联网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成就中国新生代的重要契机。中国新生代的崛起与互联网的普及几乎同步，作为新生代先行者的80后青春文学写手正是借由互联网兴起而引领80后闯入公共视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互联网造就了80后，并彻底改变了社会领域原有的代际关系格局，使新生代的社会、文化、经济影响力急速扩张（李春玲、施芸卿主编，2013；李春玲，2013a）。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普及的同时，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并使触网变得更加便利、快捷和低成本。上网不再局限于发达地区、城市、富裕家庭、高文化水平的青年群体，而是普及于整个青年群体。这极大地缩小了青年群体内部在信息获取与沟通等方面的阶层、文化水平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强化了青年群体的代际认同以及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趋同，从而使新生代作为一个整体在公共领域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互联网与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在增强新生代群体认同的同时，也令代际之间出现“数字鸿沟”，拉大了青年群体与老一代群体之间在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周晓虹，2016）。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而青少年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在2015年就达到了85.3%，其中90%通过手机上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见表2），越年轻的群体互联网参与率越高，而80后和90后在互联网参与的各个方面都比前几代人有大幅度增长。
很明显，新生代在互联网使用和信息获取方面大大超前于老一代人，特别是在互联网使用的新兴领域有着突破陈规、创新创业的更大空间。伴随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新生代的互联网优势突显了他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优势，加速了代际更迭。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及其他新兴领域，80后正在占据主流位置，90后成为创新主力，共同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
互联网还为新生代提供了一个发展其独特的青少年文化的平台。尽管人们对于蓬勃发展的青少年文化评议不一，但无可怀疑的是，新生代的青少年文化对于中国社会价值观念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发挥了许多正能量。传统的青少年文化常常被认为是“越轨”、“反叛”、“不满”的“亚文化”以及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底层文化，这主要是由于青少年在传统社会中缺乏话语权、处于被管制教育的社会边缘地位（马中红、杨长征主编，2016）。而当今的互联网社会则使青少年从社会边缘位置走向社会中心位置，从单向的被管制教育者演变为新技术、新事物的传播者和教导者，从主流文化的反叛者变为文化变迁潮流的引领者（黄洪基，2017）。互联网改变了青少年文化的地位，视野开阔、不墨守成规的新生代通过青少年文化体现他们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元素，激发创新动能。
二、价值观代际更迭中的潮流引领者
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机遇，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中国新生代，共同经历了上述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在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方面与前辈群体产生差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其产生广泛影响的代际价值观演变理论中提出了“社会化假设”，指出青少年时期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这些基本价值观在成年以后不易发生大的改变，不同代际因成长环境不同而导致了价值观念的代际差异，代际更替使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逐步取代老一代的价值观念，推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英格尔哈特把这种代际价值观演变称为“静悄悄的革命”（the silent revolution）（Inglehart 1977，1990；英格尔哈特，2013），他对欧洲社会和所有发达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观研究以及随后对全球43个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证实，在当今世界上的所有社会，人们的价值观都在随着工业化推进和经济增长以及代际更迭而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跨越了其他国家历经百年的变化，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教育的迅猛扩张、互联网普及和人口流动大潮，使中国新生代的成长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因此导致新生代与前辈群体的价值观代际差异更加突显。中国新生代所引领的价值观变迁不仅仅是渐进式的“静悄悄的革命”，更是一场声势浩大、引人注目的变革，其变化速度常常令前辈群体瞠目结舌。虽然其中也不乏因超前过激、异类越轨而引发老一代人担忧和指责的元素，但主流趋势仍然朝向对社会进步、开放、创新、宽容、平等的推进。
（一）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快速转变推进传统消费模式转型
中国新生代与前辈价值观及行为差异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引人争议的一个方面是消费观念和行为。十几年前，当50后、60后和70后是消费主流人群时，中国家庭经济行为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因注重“预防性储蓄”而约束当下消费（李辉、徐会奇，2011），以至于经济专家们认为需要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当80后进入消费市场时，则开始出现“月光族”，贷款购房的“房奴”和贷款购车行为逐步流行；现今，90后成为了消费市场的新宠儿，00后也正在消费市场中崛起，虽然大多数90后和00后还在上学读书没有收入，或即使打工挣钱也所获不多，但他们的一些超前消费行为吸引着商家的眼球和大众媒体的热议。
80后之前的几代人大多难以接受贷款消费，认为有钱才能消费，甚至挣了钱先存钱再消费才是节俭持家的良好品德。新生代所崇尚的则是先消费再挣钱还债的消费模式。贷款购房是80后的普遍选择（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投资行为而非单纯的消费行为），随后，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汽车等大件昂贵耐用品的行为逐步盛行；90后和00后则开始把贷款消费和分期付款运用于日常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4%的大学在校生在日常消费中使用过贷款或分期付款，其中，77.1%是在网购平台上使用贷款或分期付款，38.7%最近一年中使用过一次贷款或分期付款，40.7%使用过2-5次，9.3%使用过6-10次，11.3%使用过10次以上。这些数据比例显示，超前消费在新生代中的90后和00后中蔓延，中国人从保守消费到超前消费的转变就发生在十多年间的几代人身上。十年前经济专家认为中国人过高的储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会降低经济增长动力，而现今人们则在担心青年群体快速增长的消费率会导致过度消费和因个人及家庭负债率高而引发金融风险（朱翠萍，2014）。
伴随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消费社会兴起是促使超前消费行为流行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同时，价值观念变迁是导致消费行为转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英格尔哈特认为，在物质匮乏环境中成长的老一代人更注重追求经济安全保障，而在生活日渐富裕的环境中成长的青年一代更注重主观幸福感和快乐体验。这种价值观转变体现在消费方面，就是新生代的消费选择更倾向于“满足生活品质追求、情绪满足、感官刺激、彰显个性等需求”（马执中，2017：286）。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同时，新生代更加注重休闲娱乐消费以及精神、文化层面的体验。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有关家庭消费支出方面的数据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见图3），80后和90后在文化、娱乐、旅游支出和衣着支出上大大高于70后、60后和50后，同时在通讯支出上也远多于前辈群体。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裕的环境中成长的新生代对于生活有了更多元化的、非物质性的追求，这也成为我国消费需求升级、产业结构转型的推动力。
（二）社会宽容度的明显提高推动新婚恋观兴起
改革开放不仅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消费观念发生变化，同时也松动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规范。中国社会在开放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多元化，个人自主选择的空间逐步扩大，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和小众群体的另类行为开始出现，常常引发社会争议，甚至导致矛盾冲突。这是所有现代社会所不能避免的，尤其是在社会快速变迁的时期，新事物、新观念、新行为层出不穷，而人们对新事物特别是异类行为的宽容度也体现了价值观变迁。在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代际转变理论中，社会宽容度是测量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演变的一个重要指标（英格尔哈特，2013）。所谓社会宽容，主要指对较为反常的、背离于一般社会规范（但未违反法律、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某种社会现象是否宽容。缺乏宽容的社会往往会陷入各种宗教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冲突中，而适度的社会宽容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马得勇，2008）。传统的、封闭的社会往往要求人们遵守极为严格的社会规范，对少数群体的异类行为容忍度较低；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则因广泛的文化融合和大范围的社会交往使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趋于多元化，社会宽容度较高，个体的自主性得到更多尊重。
改革开放大潮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新生事物，其中不乏一些与传统伦理规范相左、在以往被人们认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和观念；相较于前辈群体，新生代成员对这类社会现象表现出更高的宽容度。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见图4），社会宽容度总体变化趋势呈现为越年轻的代际群体宽容度越高，80后和90后的社会宽容度增长更是明显，如对于婚前同居和同性恋的宽容度提高幅度特别大，90后则对艾滋病患者和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宽容度上升幅度较大。社会宽容度的提高为个人生活的选择创造了自由空间，给予新生代成员尝试新的行为方式、新的生活理念的机会，同时也推进了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在这一方面，新生代的迈进速度最快、也最让老一代人瞠目结舌的行为表现在婚恋和性观念领域（李春玲，2017a，2018）。改革开放前，甚至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同居都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羞耻行为，即使现今也只有约30%的40后和50后以及约40%的60后能接受婚前同居，而80后和90后中则有70%的人接受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更是被普遍认同。婚恋和性观念的代际差异经常引发青年一代与老一代人的矛盾冲突，“剩女”现象以及不断增长的大龄青年“不婚”现象让父母们担忧（张巍，2014；孙沛东，2013），而“父母逼婚”又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焦虑”（杨佳佳，2014）。生育观念的转变速度同样让人吃惊，传统中国的生育观是多子多福，为此，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孩”政策后，人们却发现80后和90后大多不愿意生育二孩。综而言之，新生代所推动的社会宽容度增长和新婚恋观的兴起，代表着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开放、自由，个人的自主性得到更多的尊重。
（三）社会参与的逐步增长促进社会共治共享
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演变理论认为，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们的社会参与意愿增强、社会参与行为增多。秉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群最为关注的是个人的物质需求和经济利益保障；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保障，人们转而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共事务，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社会参与普遍提高。作为互联网的一代和高文化素质的一代，中国新生代的社会参与意愿明显高于前辈群体（李春玲，2013b；刘宏森，2018；董小苹，2013），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见表3）：新生代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前辈群体，80后和90后中“经常浏览网上政治新闻”者的比例较之70后及之前的代际群体有大幅度提升，90后“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的比例则上升幅度惊人；同时，新生代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的比例较之前辈也有明显提高，特别是90后的参与度提升较大。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参与度普遍不高，但90后人群参与“文体娱乐等联谊组织”和“民间社团”的比例较之前辈群体有明显提高。新生代对于文化类社会组织或非正式组织的参与热情不断高涨，90后和00后青少年的文化参与几乎“撑起中国文化市场的半壁江山”（刘宏森，2018）。
由于互联网在新生代群体中高度普及并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生代的社会参与往往与社交媒体紧密联系。一些基于社交媒体而形成的特定人群、特定关注点的网上社交圈，实际上成为了新型的、低成本的、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为新生代提供了社会参与的平台，比如校友群、家长群和同行/同事群等。越来越多的80后和90后上了大学，大学校友微信群和朋友圈在新生代中十分活跃、普及率较高，成为青年人社会交往、互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共议公共事务、参与社会事务的非正式渠道。同行/同事微信群和朋友圈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虽然主要是服务于工作业务，但也强化了人际互动、信息传播，成为社会参与的辅助渠道。近年来，随着大多数80后成为父母，90后也开始生儿育女，80后和90后的家长微信群、朋友圈十分活跃，在涉及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环境等公共事务方面发出不同声音，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改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有效推动力量。
改革开放为新生代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机会，而新生代不断提高的社会参与意识也有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时昱、沈德赛，2018）。党和政府提出的“共建共享”社会治理的发展目标需要广泛的社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参与。2017年国家颁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作为十个重要的青年发展领域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这将进一步提高新生代的社会参与意愿，拓展青年的社会参与内容与途径，使青年人在社会发展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在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提升文化自信
在中国新生代的成长历程中，全球化与中国崛起也是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因此而形成了他们的“家国情怀”。改革开放40年使中国脱离了贫穷、落后国家的行列，成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大国，经济体量排名世界第二，国家位置从世界的边陲走向了世界的核心。中国的新生代见证了这一过程，或者说他们随着这一过程成长，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中国的定位。对于新生代来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对他们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是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的经济成就引人注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世界上崛起，刚刚进入就业领域的80后赶上了“与国际接轨”的浪潮，世界的大门向他们开启。2008年北京奥运会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向世界展现成就的舞台，80后作为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切身感受到了祖国的兴旺发达，“光荣与梦想”、“自豪与信念”是许多参与其中的80后的感悟体验，中国新生代的大国心态由此而生。随后90后新生代的全球化历程不仅伴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而且开始了中国留学生、中国游客、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投资者的走向世界，中国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大国，新生代的大国心态进一步发展。
伴随全球化与中国崛起而成长的中国新生代形成了更加开放和自信的世界价值观。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中有一个提问：“身为一个中国人，您感到自豪吗？”90后大学生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他们的自豪感，41.1%和43.5%的大学生选择了“非常自豪”和“自豪”，14.3%感觉“一般”，仅有0.8%和0.3%选择“不自豪”和“非常不自豪”。这种自豪感最强烈地表现在文化方面，图5显示，90后大学生对于国家成就最自豪的方面是“悠久的中国历史”及“文化和艺术”，其次是“经济成就”和“科学成就”。
国家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激励起中国新生代的“民族复兴大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并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新生代正在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担当者。中国新生代的“中国梦”不仅仅是“个人发展与生活幸福”，他们所追求的“中国梦”最核心的内涵是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吴倩，2018）。
三、城乡二元结构作用下形成的代内分化
改革开放中成长的新生代在多重交叠的社会、经济、文化巨变中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教育扩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交织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在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机遇，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共同的代际体验强化了他们的代际认同，也凸显了他们与老一代的价值观差异。然而，新生代的代际共性并不能掩盖代际内的差异，新生代成员的前进步伐并非完全一致。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导致了新生代的分化，当都市中层家庭的独生子女新生代涌入精英大学或留学海外、而后成为白领精英在各行各业大展宏图之时，另外一批来自农村经济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成为教育竞争中的失败者，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了农民工（李春玲，2017b）。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导致了新生代发展的不均衡，一部分人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而另一部分人被时代发展抛在了后面。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异对新生代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导致出生于城市与出生于乡村的青少年在生存境遇和发展机遇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出身背景影响了青少年的教育机会，导致了城市与乡村青少年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李春玲，2014；吴愈晓，2013），而教育机会的差异进一步造成了未来的发展机遇的差异（文东茅，2005）。本世纪初，最初引起社会关注的80后青年实际上是一批城市家庭出身、父母有较高文化水平、本人也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都市文学青年，这些80后的代表和旗手以及他们所创造的80后代际文化，与占80后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青年无甚关联。80后农民工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直到数年之后，80后农民工因其与老一代农民工极为不同的工作态度和生活追求才被企业老板和农民工研究者发现，并称其为新生代农民工。然而，在80后人群中，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都市青年与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差异鲜明的人群，其代内分化并不弱于他们与老一代的差异。在高等教育迅速扩张、互联网及智能手机普及和城镇化浪潮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出生的90后有较多机会接触城市文化，许多人在城市读书、生活，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进入大学校园学习，城乡鸿沟有所弱化。但尽管如此，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所导致的分化依旧存在。
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都市家庭出身的青年（都市白领的主体人群）与未能上大学的农村家庭出身的青年（新生代农民工）是新生代中阶层分化的两端，前者是典型的城二代，后者是典型的农二代。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城二代在新生代中所占比例为20.8%，农二代所占比例为52.4%，这两个群体是新生代中两个人数最多的群体，共占新生代人口的73.2%，其余不到30%是中间群体（逆袭者和滞留者）。高等教育扩张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子女有机会通过上大学突破城乡差异导致的阶层分化，他们被称为逆袭者，在新生代中的比例为16.3%。与此同时，城市家庭出生的青年也有部分未能搭上高等教育扩张的列车，成为滞留者，他们大多出身于城市中下阶层家庭，在新生代中的比例为10.5%。城二代、农二代以及逆袭者和滞留者构成了新生代内部的社会经济分化图景，展现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一）收入与就业的分化
新生代内部分化的基础层面体现在经济收入与就业机会方面。表4采用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显示了城二代与农二代在经济方面的差异，反映出新生代内部明显的阶层分化界线，同时，作为中间群体的逆袭者和滞留者与城二代和农二代也有所差异。在经济收入方面，城二代就业者的年收入是农二代就业者的两倍，比农二代高出27462.9元。逆袭者比农二代高15902.9元，这表明农村家庭出身的青年在接受了高等教育后，经济收益会有很大提高。但是，与同样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城二代相比，逆袭者年收入明显偏低（低11560元），这主要是由于逆袭者的大学文凭含金量较低，他们大多毕业于高职院校或二本、三本类高校。此外，滞留者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他们的收入比农二代高6224.9元。在就业机会方面，城二代的就业率优势比远远高于农二代，失业风险则远远低于农二代。模型常数项（1.096）显示，农二代的就业率相当低，离开校园的农二代接近半数处于不工作状态，而绝大多数离开校园的城二代（超过70%）都有工作。逆袭者和滞留者的就业率优势比高于农二代但低于城二代，失业风险高于城二代但低于农二代。不过，逆袭者虽然就业率优势比高于滞留者，但失业风险也高于滞留者，这说明城市家庭出身在就业方面具有某种优势。滞留者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其就业稳定性高于有大学文凭的逆袭者，而滞留者就业率比逆袭者低，只不过说明滞留者比逆袭者更有条件“啃老”。收入与就业方面的差距显示出新生代不同群体在未来发展机遇上潜在的分化。
（二）消费与生活方式的差异
新生代的内部分化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虽然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元，但在其内部城二代与农二代在消费与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十分突出。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当代青年对生活有更多方面的追求，时尚服饰是青年人体现个性、自信、审美趣味和地位身份的象征，文化娱乐是青年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互联网及其手机等通讯设备更是青少年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的东西。然而，由于经济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差异，不同背景出身的青年生活状态存在极大不同。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的服饰衣着支出、文化娱乐支出和通讯支出等各项消费支出，反映了新生代不同群体在消费与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表4数据显示，城二代的服饰衣着支出是农二代的2.5倍，城二代的文化娱乐支出是农二代的6.4倍，两者的通讯支出差异虽略小，但农二代的通讯支出只是城二代的六成，逆袭者和滞留者在上述项目上的消费水平介于城二代与农二代之间。这些消费支出数据反映了新生代内部不同群体在消费实践活动方面的差异，而消费实践活动与人们的生活状态紧密相关，共同导致了阶层边界的明晰化，成为阶层分化的一种动力机制。
（三）社会参与程度的差距
新生代的内部分化同样也体现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虽然普遍来说新生代的社会参与意愿高于前辈群体，但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反映出新生代内部不同群体社会参与度的明显差异，特别是城二代与农二代的社会参与度存在巨大鸿沟。表4数据显示，新生代不同群体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度、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度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度有极大差异。农二代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度远远低于城二代，农二代中只有约1/3的人经常浏览网上政治新闻，约1/10会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而城二代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优势比是农二代的3.67倍。农二代参与公益活动的比值也极低，特别是参与政府、单位、学校组织的志愿者活动的机会很少，仅有约8%的农二代参加过这类志愿者活动，农二代参与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的比例也只有约15%，而城二代参与过这两类活动的优势比是农二代的5.4倍和2.65倍。农二代社会组织参与度同样低于城二代，参加过文体娱乐等联谊组织和民间社团的农二代比例只有约5%，城二代参与过这两类组织的优势比是农二代的3.48倍和3.42倍。城二代与农二代之间社会参与度的鸿沟显示出新生代内部的社会屏障，虽然许多农二代生活于城市之中，但实际上他们被排斥在城市公共领域之外，未能真正获得市民身份。
四、结语：均衡发展是新生代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是造就中国新生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是由一系列对新生代成长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推动的，这些重要事件包括：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独生子女政策改变的家庭结构和子女养育方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与大学扩招使青少年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普遍提升，互联网兴起、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带来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创造的众多发展机遇和同时带来的前所未遇的竞争压力，以及中国崛起走向世界、全面融入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冲突，等等。这一系列重要事件的交错叠加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文化巨变形塑了中国新生代的社会性格，造就了他们与前辈群体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激发了他们的创新变革动力。中国的新生代在巨变中成长，同时也在影响巨变的速度和方向，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与新生代个体的成长历程交织成的画面，成为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卷轴中最为生动的一幕。
中国新生代的成长历程不仅打上了代际效应的烙印，同时也打上了城乡差异和阶层分化的烙印。新生代的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市场化推进导致的社会分化强化了阶层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二代现象（城二代与农二代、富二代与穷二代）也成为新生代无法回避的代际面貌之一。新生代发展的不均衡既是青年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影响青年发展也影响社会发展。当今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青年的发展也迈入了新时期，均衡发展是新生代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2017年国家制定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必须清醒认识到，青年发展事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广大青年的新期待相比，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习近平，2017)。新时代给新生代提出了新挑战，民族复兴大业任重而道远，新生代的个人发展道路也将进入新的轨道。新生代中的80后多已为人父母，迈向中年人群，他们在以新的理念养育第二代独生子女的“新新人类”，并在抉择要不要生育二孩；90后已成为新生代的主力，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竞争激化的环境中，他们必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但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又为他们打开了创新创业的新空间；00后们大多还未离开校园，正在互联网世界中创新他们的青少年文化，他们虽然还未走向社会，但已作为一股消费势力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崛起，引领着消费趋势和文化时尚。国家发展的新时代与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新浪潮在形塑着新时代的新生代，加速的代际更迭推动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于大变革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孩子们，在新时代还将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略
（原文刊于《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
